我与周有光先生年龄相差半个世纪，却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“文革”大乱中，戏剧性地成为“五七干校”校友。当然，那时的我，一个“小童工”，还不认识先生。与先生交往，拜先生为师是三年前的事。从那时起，我感到眼前打开了一扇窗，一扇清楚地看历史、看人生、看世界的窗。以前困惑不解混沌不清的许多问题，在先生这
今年4月末的一天，我代一家出版社社长看望105岁的周老。周老欣然为之题词：“了解过去，开创未来；历史进退，匹夫有责。”
前年，80多岁的邵燕祥先生看到我写的《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》一文，曾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《报周有光先生书》，表达对先生文化理论的折服；最近，年已九旬的李锐先生又在《炎黄春秋》杂志发表文章《向周有光老人学习》，表达了同样的意思。这二位先生堪称文化领域的大家了，但他们都深深服膺和敬佩周先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，这不仅因为周先生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有许多坎坷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体验和经验；更因为周老先生是学贯中西、打通各个学科的“通人”。他对历史、现实、文化问题的思考，不囿于一时一地一族一派的窠臼，打破现实功利的羁绊，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角度，看得深，看得远，看得透彻。这些真知灼见，确实有益于当代中国人更好地“了解过去，开创未来”。
另外，我觉得向周有光老人学习，至少还要学习以下几个方面：
一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关心国运民瘼的情怀。
周老出身常州的世家，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攻读经济，曾留学日本。抗战时避难重庆，在“农本局”从事战时物资供应工作。战后携夫人到美国，边在银行做事，边在大学里读书做研究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他和当时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，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工作、生活条件，毅然回到祖国。他说：“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，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。学经济那么多年，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，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。”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，还在新华银行和人民银行任职，一身兼了三份工作。同时，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。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，他来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，这一来就被留下，担任“文改会”拼音化研究室主任。这次大改行在周老虽是“意外”，但他欣然接受。他说：“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，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，每个方面都要更新，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，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，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。”对此余英时先生评价说：“从早年到老年，他一直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建设。经济最根本，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为专业；语文是现代化的利器，因此成为他的副业。但是1955年他大概已感到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了，退而求其次，他终于接受了以副业为专业的安排。”从上海来北京，三份工资变为一份工资，收入大大减少，但他不以为意，全身心投入文字改革、汉字拼音化的工作。3年后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出台。从那时到现在，这个方案全中国、全世界都在使用，它把古老的汉语引向了世界，引向了现代化。周老的改革实践也发展成一门新的学问――《汉字改革概论》。30多年后，在世界性的信息化技术大潮中，汉语拼音方案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。它不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标准化序列，而且被电脑等现代化工具广泛使用――“发挥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”，周老也被称为“汉语拼音之父”。今天，几乎人人使用拼音打字、发短信。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汉语拼音，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。
二、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探索真理到老，服务社会到老。
周老常说：“我八十五岁退休，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室中，看报、看书、写杂文。我是一个专业工作者，一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。忽然离开井底，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，我在其中是文盲。我要赶快自我扫盲……学，然后知不足；老，更自觉无知。这就是老年自我扫盲的乐趣。”
我前些天去周老家取一个材料，正碰见周老全神贯注地工作。只见他端坐一台老式电脑前，用“双拼”输入的方法整理自己的文章，打字速度还相当地快。小保姆说：“爷爷每天都这样工作，一干就是半天！”
这位高龄老人，每天都要阅读许多书籍、报刊，这些书报不少是亲友从世界各地寄来的，因此周老的视野比许多年轻人还要开阔。他将“博览群书”后的文化思考写成一篇篇杂文，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篇杂文问世，平均每两三年就有一本文化散文集结集出版。他的《周有光耄耋文存》《学思集》《百岁新稿》等书，提出了“双文化论”“双语言论”等新的理论观点，理清了一些复杂的世纪难题，振聋发聩，给当代文化学者以启发，被称为“老年人燃烧，中年人取暖”（我还要加上一句：“青年人受益”）。去年，104岁的周老出版了《朝闻道集》，今年又出版了《拾贝集》。
一位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，为何不在耄耋、百龄之年享受安逸生活，还要这么费心费力地学习、思考和写作呢？我认为这是优秀知识分子探求真理、探索真知的内驱力所使然，也是“历史进退，匹夫有责”的内心召唤所使然。他早已功成名就，这种努力学习、勤奋工作，早已远离现实的功利目的。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周老真真切切践行了圣人的话，而他的精神似乎也感动了上苍，使他拥有了令世人羡慕不已的健朗、长寿的人生。
三、乐观、豁达的人生态度。
周老的一生并非风平浪静，而是经历了许多挫折与磨难。但积极、乐观、豁达的人生态度，常能使他处变不惊，化险为夷，甚至将坏事变为好事。
周老对我说，关键时刻他总能得到命运特别的眷顾。抗战时流亡重庆，炸弹几次就在身边爆炸，眼见身边的人被炸惨死，而他却能安然无恙。独子周晓平被流弹击中腹部，幸而遇到一位外国医生能做手术，捡回一条性命。50年代那次大改行，无意中使周老逃过了两年后的“反右”一劫。如果他仍在上海搞经济，那么无论如何也在劫难逃。他在上海的经济界同行在运动中或自杀或挨斗、流放，而他却能“在一个特别受保护的机构中安静地作研究”，人们都说他“命大”。同样的因祸得福体现在他的夫人张允和身上。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中，身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允和受到冲击。周老体贴艺术家气质的夫人绝经不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，毅然让她退职家居。多年后张 允和回顾道：“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，如果‘文革’时我还在工作，那我必死无疑，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。”中年退隐的张允和与俞平伯先生一起研习昆曲，后来还恢复了家庭杂志《水》，最终以九三高寿颐养天年，这不能不归功于周老先生的大智慧。
周老常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，下放干校是何等艰苦，周老却安之若素地说：“我倒不后悔。想想看，假如不下放，中国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我却不知道。”“913”后开大会，被上万只凌空飞过的大雁用集体大便“轰炸”，周老笑谈：“这样的事一万年也不一定碰上，这是我在干校遇到的最有趣的一件事！”
尽管世界有各种不完美，但他相信事情总会向好的一面转化，社会总归越来越进步。比如他作为中方三编审之一参与翻译的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，80年代译第一版时还有许多禁忌，好多词条都删掉了，一版只出了10册；到译第二版时就开放多了，删掉的词条基本都可以照译，二版出了20册。先生说，这就是很大的进步。乐观、豁达的心胸，使他既能清醒地看到问题，又始终相信前途的光明，给人以温暖和希望。
常有人向周老请教长寿之道，殊不知长寿并不是周老刻意追求的结果。他主张生活越简单越好，日常饭食主要是鸡蛋、青菜、牛奶、豆腐及杂粮，奉行不立遗嘱、不过生日、不过年节的“三不主义”。他说健康有物质的一面，也有精神的一面。物质上要求不高，都是小事情。在世界上许多事不可能样样都顺心，吃亏就吃亏一点，不要生气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要有涵养，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
当然，周老值得学习的地方还很多，不止这三点。比如他将自己的语言学主张用于实践，言简意赅，通俗易懂，是中学生都能懂的科普性语言；比如他只讲真话，从不讲假话；比如他与夫人张允和“举杯齐眉”相濡以沫的旷世爱情……这里着重讲这三点，是感于有一些人，并不真正了解先生的思想和精神，仅凭一知半解，就在网上发一些不同的议论，令人想到庄子所说“大鹏与蓬间雀”之别。我们这些做文化、出版工作的人，应当从周老先生的题词中汲取智慧和力量，继承我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，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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